玉器之于社會，與時代精神息息相關，以不同的形態與風格展現著當時的社會樣貌。而玉石之于個人，則因其自身材質細膩堅硬、清透明亮，與做人的思考相互碰撞，最終演化成君子文化的代名詞。
綿延了幾千年的玉文化，沒有在無數人的反復咀嚼中失去韻味，究其原因只有一個：不斷追求卓越。翡翠目前便是這個“卓越”，無論是色澤還是硬度都無出其右。因此，它的出現也為與玉共生的君子文化提出要求：成為卓越的人。
在遙遠的上古時代，我們很難準確還原當時的場景，唯能確定的是，玉是當時古人制作樂器的最好材料，“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其作為樂器的特性成為日后評價玉質的標準之一。
這一點在日后有所延續，直到編鐘的出現，玉作為樂器的主材料，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不過由玉石開啟的巫術歌舞模式，在日后逐漸分化，巫術演化為典章，歌舞演化為藝術。
除此以外，玉器也作為載體，證明著中國遠古時期祭祀文化的流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誠研究員在文中寫道：主要有良渚文化中期出現的十分規整的三色祭壇墓地以及玉器上的神人圖像。如浙江省余杭瑤山祭壇墓地、反山祭壇墓地及其大墓中出土的玉琮、玉鉞等高等級玉器上雕琢的神人圖像。
有觀點認為，玉石為構筑中國文化大廈奠定了第一塊基石。當然，這塊基石也隨著時間與歷史的演進不斷變化或增加功用，春秋戰國時期面世的和氏璧似乎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此時玉的使用和器型多具有“帝王”之風，被稱為“王玉”，玉器本身帶有一定政治色彩，對于持玉者的要求，也頗具政治意味。這一階段的開始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歷經春秋戰國、兩漢、魏晉，至宋代徹底走下神壇。
明清兩代，玉器逐漸脫離了唐宋玉的藝術傳統，轉而追求精雕細琢的藝術風格，并與當時的繪畫書法和雕刻技藝緊密融合，在碾工和技巧方面有著顯著的發展提高。
這樣的情況提高了對玉本身質地的要求，也是在這一時期，一種綠色的寶石由緬甸霧露河沿岸出發，經由騰沖進入中國，并迅速搶占玉文化的載體寶座，成為主流，這個遠山來客便是翡翠。
北宋歐陽修所著《歸田錄》卷二記載，“余家有一玉罌，形制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圣俞，以為碧玉……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大意便是歐陽修家有玉石一枚，碧綠色，有人認識，稱之為翡翠。由此可知，翡翠之名由來已久，并用來形容綠色的寶石。
關于后來從緬甸進入中國的翡翠與歐陽修所藏“翡翠”是否同一質地，我們已不得而知，但如今所認可的翡翠使用時間最早能追溯到明朝，佐證材料主要是明代墓葬出土文物和《徐霞客游記》，其他的只能交給時間。
交給時間的不只是名字，還有翡翠自己。復雜的環境因素催生出如此頂級特性的玉中上品，也意味著其本身無法人工復制，因而翡翠這個“遠山來客”在古人的眼里被賦予神性，有高貴、吉祥的寓意。
經過開采打磨后的翡翠，呈現出驚人的美輪美奐。翡翠講究水頭，水頭就是透明度，水頭越長越珍貴，越透明的翡翠雜質越少，越純凈。
有人說，翡翠的美好在于其天時地利人和。凝結自然極致的風華，少而又少、精而又精，君子文化在翡翠中得到了更完美的呈現。
“翠玉象征君子之德，而竹又為梅、蘭、菊、竹‘四君子’之一，此佩恰合皇帝自喻為仁政之君之意。”故宮博物院網站的介紹語中如此寫道。除此之外，還有代表仕途順利的翠翎管、祈求平安祥和的翡翠如意等等，不勝枚舉。
中國的翡翠文化不只是皇家獨享，由于統治者的偏愛，翡翠得到了空前重視，各地都誕生數量可觀的翡翠作品，如遼寧省博物館藏“碧玉填金龍紋蓋盒”和“清代珊瑚翡翠龍首形耳環”、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夔龍紋翡翠提梁卣清”、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翡翠屏風”。
由此可見，將自勉與自省寄托于玉器的文化，至明清兩代，更多地被轉移到翡翠之上。但圍繞著翡翠的君子之風，并不僅僅是玉器本身，還有無數仁人志士。
在當今社會，翡翠及其代表的君子文化，仍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就其本身而言，君子文化是對道德的更高要求。君子一詞在《尚書》《周易》中早已頻繁使用，雖歷經滄海桑田，但其內涵依舊保持著春秋時期孔子所賦予的“有德者”含義。
而玉石這一被歷代知識分子自比的象征物，從自身的質地，到篆刻的藝術，一直保持著人文精神在內獨有的文化價值。翡翠把這種文化價值提高到更為精密的要求，溫潤謙遜，因寬厚包容，以不爭之德，通達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