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無疑是全球發展最為迅猛的文物藝術品市場。2009年以來，中國文物藝術品市場一直與美國和英國比肩，穩居全球三大市場之一。中國藝術品市場快速發展的動力來自中華五千年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帶來的市場供給，以及中國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激發的中高收入階層對藝術品的旺盛需求。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一個永恒的話題，而藝術品承載著歷史、文化、審美、科學等多重價值，藝術精品還具有保值增值和資產配置的金融屬性。藝術品行業的營利機構和非營利機構（例如博物館）都面臨市場問題，政府對藝術品行業非營利機構的政策對藝術品市場也會產生重要影響。伴隨著文化創意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探討，對推動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穩健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監督管理適應市場發展
藝術品市場存在市場勢力，尤其是拍賣市場信息不對稱。藝術品具有公共品屬性，既可以有正的外部性，又可能出現負的外部性，而這些問題市場機制本身無法解決，需要政府介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也提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的職責是營造誠信守法、公平公正、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政府可以通過法律和行政、經濟等手段對藝術品市場進行調控，體現政策的導向。
藝術品承載著國家意識形態和話語導向。凝結著國家文化政治意涵的藝術作品，對內可以提升和凝聚社會共識，對外可以代表國家形象和軟實力。經濟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對外文化的話語權和傳播力。政府保障本國的文化獨立和文化安全，出臺法律法規限制本國重要的文物藝術遺產出口，2002年以來，國家文物局先后發布數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對藝術品市場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管理，這是世界各國政府的普遍做法。藝術品屬于文化精神產品，其生產、展示和提供相關服務應當遵守法律法規。在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創新發展的基礎上，要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持社會效益優先、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原則。不能宣揚恐怖暴力、種族歧視等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的內容，不得侵害他人名譽、知識產權和其他合法權益。國家依法依規對擾亂市場秩序的造假和販假等問題進行處罰，鼓勵通過行業組織自律等渠道建立良好的信用環境。總體來講，一些法律法規需要與時俱進，以適應藝術品市場發展的需要。
增加藝術品的親近感
文物藝術品是歷史印記和文化瑰寶，中國文物藝術品代表了中國文化獨特的理念和智慧，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國家承擔藝術品保護、傳承、傳播等責任。政府支持藝術品行業的主要理由在于：
一是藝術品為社會帶來了正的外部效應。具體表現在保護文物藝術品是在為后代保留和傳承文化遺珍，欣賞和享受藝術品是人們精神生活和精神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藝術精品與生俱來的美育教育、文化張力和創新思維等可以給社會帶來集體收益。二是藝術家只有在生活有保障的條件下，才能更好地獨立思考和創新創意。無論在歷史還是現代市場上，很多藝術家單靠藝術創作在經濟上無法維持，能夠被市場認可并取得良好收入的藝術家只是少數，藝術品市場存在效率不高的局限。藝術消費和收藏不是生活必需，收入水平、美育教育等都會影響到藝術消費和收藏投資的選擇。而且藝術品創作的個性化導致無法實現規模經濟。三是從公平的角度來說，在現代社會，藝術同教育、健康一樣，是人們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2019年，中國人均GDP跨過1萬美元，作為典型的中等收入國家，人們對文化精神需求越來越高，政府有責任為人們提供接觸和享受高質量藝術和文物遺產的權利。
政府通過對藝術品行業的資助，可以引導市場資金和人才的流向。政府支持藝術品行業的政策包括：一是提倡和激勵全社會重視美育教育。美育是現代文明的重要體現，是人們感知幸福的基本素養。二是鼓勵藝術品生產者提供更好、更豐富的產品。三是擴大藝術消費，增加藝術品的親近感，使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年輕人對當代藝術有與生俱來的親近感。比如，故宮折扇、文具等多種文創產品年銷售額達15億元，這充分說明實用性、生活化的藝術品有著巨大的市場空間。
資助行業發展
世界各國政府普遍對文物藝術品給予資助和扶持，資助的渠道主要有補貼、降低稅率、捐贈藝術品抵稅等。
第一，政府在興建和運營博物館、美術館等方面進行大量投入，或者通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藝術基金給藝術品項目以資助。在補貼時，大多采用財政資金作為啟動和引導資金，由項目方配套，同時吸引社會資金跟進的模式，從而達到以點帶面的聯動和杠桿效應，進一步促進經濟和就業發展。
第二，在藝術品進出口、交易、資本利得等稅收方面，享受比一般商品更為優惠的稅率。政府通過降低相關稅率使人們愿意持有、展示和交易藝術品。不少國家對文物藝術品的進出口采用低于其他商品的稅收政策，鼓勵藝術品的國際貿易或者流動。國家間的監管體制和政策存在著差異，監管套利會導致全球藝術品交易向管制較少、交易便捷的經濟金融中心聚集，全球或地區性的藝術品交易中心或重鎮的形成、興衰和轉移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經濟背景，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稅率差異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
第三，捐贈藝術品給非營利的文化機構，享受稅收抵扣的激勵。從各國實踐來看，文物藝術品的慈善捐贈可以稅收抵扣的機制設計，使捐贈人既獲得了良好的社會聲譽，也可以在稅收上得到經濟利益，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個人和企業對文化機構的捐贈動力。在全球著名的美術館、博物館中，很多鎮館之寶都來自捐贈。這類稅收優惠更為強調市場的動力，其所激發的民間對文化藝術事業的支持遠遠超過了政府的直接資助規模。2017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修改《企業所得稅法》的決定，將原來規定的只允許企業捐贈在當年稅前扣除，調整為可以結轉到以后三年扣除。這項政策對企業參與公益事業產生了積極影響。
第四，在遭遇特殊的突發事件的情況下，政府采取應急紓困資助措施。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很多企業的經營活動戛然而止。藝術品行業大多是小微企業，抗風險能力差。為此，中央和各地政府都第一時間推出政策，資助文化藝術品企業渡過難關。例如，減免社會保險費，降低貸款利率，提高中小微文化企業申報藝術基金項目資助比例，擴大惠民文化消費電子券發放范圍等。
關注公平與效率平衡
政府資助補貼藝術品行業容易引起社會關注：一是是否能夠真正鼓勵到優質或有潛質的藝術家或者項目。藝術作品的創新是藝術家在美術史上確立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標新立異或者先鋒性的作品一般較難用統一標準評判或被評委普遍認可。二是政府資助的公正公平性。國有博物館購買藝術品、政府資助藝術項目，評判標準和程序是否公正透明，是否存在尋租腐敗和道德風險等問題。三是補貼是否能夠真正惠及百姓。四是政府資金是否能夠起到更有效率的乘數作用，實現以小博大，帶動市場進入良性循環。
提升政府政策效率、使政府政策與市場正向聯動非常重要。一是政府補貼需要由獨立專業機構和人員的評估遴選，評判標準需要更加開放多元，鼓勵創新創意，鼓勵新業態和新模式。二是需要對政府政策法律法規和補貼效果進行跟蹤評估，考察預期目標和最后達成之間的差距。與經濟目標不同的是，文化藝術法律的社會整合功能往往難以量化考核，而且很多地方政府更關注經濟增長，文化藝術的發展往往作為一項軟指標，容易被忽略，因此，需要建立合理科學的評估體系。三是需要借助學術力量，追蹤補貼、資助以及稅收優惠的最終流向和受益者，力爭做到公平和效率的平衡。相較而言，稅收政策把選擇權交給市場而不是政府，比政府直接補貼更為市場化。
藝術品市場的真正繁榮光靠政府是不夠的，需要探尋和激勵公眾自愿付費的市場機制。靠補貼，永遠養不大行業和產業。激發藝術品消費和收藏市場的活力和動力是中國藝術品市場發展的關鍵。從短期來說，可以將財政補貼的對象從生產者轉向消費者以撬動更多的消費（例如，發放實名文化藝術惠民電子消費券等）。從長期看，應通過美育教育等手段提升全民的文化素養，讓老百姓養成藝術消費的習慣，進而形成藝術消費的內生動力。
從政府與藝術品市場關系來看，國家的文化導向決定主流話語體系和內容，市場的激勵機制拓展了藝術品的價值空間和傳播維度。需要做到政府與市場兩者有機結合、相得益彰。
